在戛纳的那几天，姚晨在微博上记录着自己的日常，逛早市，看电影，为在海边停留的一只鸽子拍照。
这次去往戛纳，姚晨的身份是电影《脐带》的监制，这部电影作为中国电影基金会—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主办的“中国青年电影推广计划”入选影片，在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进行展映。
毒眸第一次在戛纳见到姚晨，是在中国青年电影之夜。此次戛纳之行对姚晨来说是珍贵的，作为青年导演电影作品的推介人，她珍惜每一次代表中国影人在戛纳发言的机会。直到抵达会场前，姚晨仍然在路上完善着她的发言稿，斟酌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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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第二天的“女性电影人更多可能性”论坛结束后，我们坐在戛纳国际馆的中国馆里聊天。场馆是临时搭建的，隔音算不上理想，时不时地会传来人流和车流的声音，整场谈话的内容也不在预料之内——比起寻找一些答案，更像是一次漫谈，一次计划之外的灵魂碰撞。
姚晨向我们分享了她作为女演员的困惑与挣扎，在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之后，带着新的目标和期待重新出发的过程，以及在监制这个新的身份中所产生的新的感悟。
聊天结束后，姚晨马不停蹄地出发，赶往她的下一个行程。路过海边的广场时，她停了下来，和广场上的鸽子们玩耍。戛纳的风是自由的，在戛纳的姚晨同样是。
以下是对谈实录：
从台前到幕后
毒眸：从演员到监制，这种转变是在什么契机下发生的？
姚晨：每次被人问到这个问题，我都会很老实地回答，就是来自于一个女演员的“自救”。因为当时我刚生完第二个孩子，你能感受到所谓的职业边缘化。
虽然我会有很多剧本可以选择，但是因为我的生命阶段发生了变化，思考的东西也发生了变化。当我觉得自己终于来到了这个生命节点，终于可以有能力去诠释一些更有深度的、更有趣的人物，可以做更加深入的探索时，才发现其实根本就没有。市面上太缺乏给我这个年龄段的女性书写的剧本。
其实我现在看青年男性导演的剧本，他们倒是会经常写到成年女性的角色，可能来自于他们对于母亲的感受。很有意思的是，他们剧本里的母亲形象都是比较痛苦、苦涩和偏执的。我觉得其中充满了不理解，甚至是不了解。所以他们写的女性形象都相对比较单一，这让我还挺迷茫的。
抱怨也没有用，在合适的场合表达我的感受当然是应该做的，但更重要的是怎么去做。在那个时候我想，行业是很难改变的，但我得先把我自己救活，所以就成立了“坏兔子”。当然，我也不是没戏拍，但还是想为自己找一些和我自己内心相对同频的角色。
我监制的第一部片子是《送我上青云》，那个项目是当时我们制片人顿河拿到我面前来的，很快就定下来了。对我和顿河来说都是第一次尝试参与到制作当中，两眼一抹黑地在做，有很多经验上的不足，但都拼尽全力了。直到现在，我们每次机会的时候都还是会聊到《青云》，大家像战友一样一起战斗，是很刻骨铭心的创作过程。
毒眸：对观众来说也是很重要、很难忘的体验，特别是对于女性观众。
姚晨：《青云》的整个制作过程也让我更加深刻地意识到，创作是一个整体完成作品的过程，这个整体不仅仅只是停留在“作”的部分，从前期的决策、编剧工作，到后期的剪辑、调色、特效，再到宣传和发行，它都应该是一个整体。
甚至我觉得电影还有一块留白，是留给观众的。当它在电影院放映后，观众的反应是电影的最后一块拼图，这个时候一部电影才真正完成了，这是《青云》这部作品带给我特别神奇的感受。
我以前也会说“一个作品是集体智慧的结晶”，但直到《青云》后，我才意识到这个“集体”是多么大。
毒眸：所以生完二胎的生命体验，和第一次做母亲相比有很大不同吗？
姚晨：我有时候不是很愿意把小孩跟我的职业完全挂钩，如果我的职业开始遇到一些瓶颈，我就认为是生孩子的原因，那对他们来讲是不公平的，因为他们也给了我很多新的生命体验，这个是不可否认的。
但生育对女性的生理造成的“破坏”也的确是真实存在的。生一胎的时候其实倒还好，那时候精力体力各方面还能顾得过来。但当我很快地有了第二个孩子之后，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压力都变大了。
我记得我生完二胎以后，我工作室的员工，除了我的经纪人都走了。当然我们到现在还会在朋友圈互动，偶尔见到我还是觉得很亲切。我是完全理解他们的，他们都是年轻人，也需要成长，发展自己的事业，需要去体验职业给他们带来的幸福感，但是可能在一个“老在生小孩的女艺人”这里，就算再有感情，也难免产生摇摆。
后来我们就租了一个两层的小楼，决定大干一场。那天我印象很深刻，阳光灿烂的，外面还有绿植，阳光透过绿植照进那间小屋子，我们几个站在空荡荡的小楼里——万事俱备，只欠人工。
毒眸：一定是为了让你有新的体验，所以才要改变眼下舒适的环境。
姚晨：现在我很怕有人问，这个剧本里的这个人物怎么没有成长？我每次都会跟他们讲，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成长的。人物是需要变化的，但不代表每个人都非要成长。成长就意味着某一种强制性的、所谓的变好，到底什么是好呢？到底谁来定义？
现在我在艺术创作上会更加诚实，更体恤我自己。所以以前的那一套动不动就要人物成长的标准，也都被我摒弃了。
表演艺术的信徒
毒眸：你好像很善于用某一天的环境、天气和场景，去标记一个重要的事件。当时在《十三邀》上，你也是这么跟许知远描述你去难民营的经历的，这好像是你标记事件的一个方式。
姚晨：可能也跟我从事这个职业有关系，脑子里会记录这些画面。我这两年在想，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活着的意义就是感知啊，感知这一切，好的不好的，痛苦的欢乐的，悲伤的困惑的，都需要去感知。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刻，脑子里闪过的只会是一些生命中的画面，其实什么都带不走了。所以这些画面都像电影画面一样印在我的脑海里。
毒眸：刚才在女性论坛上你有提到，很多男人其实不关心女人的精神世界，只是关心她肉体上的变化。
姚晨：我没有性别歧视的意思，也很尊重非常优秀的男性。但是又不得不承认，单就我身处的这个行业来讲，确实有很多男女影视从业者不够平等的情况出现。这种不够平等，就是会时常让你的心理上有失衡的时刻。
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而是非常漫长的过程。现在我们所有的表达，都是为了在我们后面的人，不用再去经历这一切，她们可以去解决新的问题。其实我们也只是垫上一块砖，每个人都垫上一块，这条路就可以一直往前铺下去。
毒眸：你在当下这个节点，找到的“垫那块砖”的方式是什么？
姚晨：这个问题也是我自己在想的，每次我都会回到我自己内心的那个原点。这也是我跟许知远聊到过的，我在去北京电影学院的第一天，到了宿舍之后，同学们都在说自己的梦想是什么。我很轻声地说，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伟大的演员。
我记得我当时说这个的时候也遭到了许知远的嘲笑，他发出很轻蔑的笑容。后来他解释了他的原因，我也理解了，我就在这儿解释我的原因。
其实在演员这个职业领域，我无数次想过要放弃。一开始考进电影学院的时候，我是喜欢这个职业，而且我发现那个时候很容易把热爱两个字挂在嘴边，“我热爱我的职业，我热爱表演。”
但你发现那个时候其实根本不会热爱，因为你很容易就想放弃。做演员确实会遭受到很多很孤独、很痛苦的时刻，那种痛苦是别人看不到的，那些时刻会逼着你自我怀疑。
我怀疑过自己可能没有天分，可能又选错行了……隔一段时间就会来一次，不断地自我怀疑和挣扎。但是又会有一些小的肯定出现，支持我再往前走一段，就在这样反反复复的过程中，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走了二十多年。
我今年43岁。当我发现我已经用了二十多年去研究表演这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已经有资格说一句，我是真的热爱这个职业，我愿意为它花几十年的时间。
我也依然会有很多脆弱和恐惧的时刻，但我还是想在这条路上往前走。我甚至到现在还会跟我身边的朋友去争执，说“表演是一门艺术，表演不是你们想的那样”，因为表演这个职业是最容易被讨论的，所以很多人也觉得它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。
“表演是一门艺术，表演的门槛远远比你们想象的要高，不是一个大家以为的会哭一哭，会笑一笑，长得漂亮一点，会把词说清楚，就叫表演了。”——我现在还会这样去跟人据理力争，就像一个表演艺术的信徒一样，还是对表演很虔诚。
毒眸：在反复陷入自我怀疑的过程中，是怎样重新建立对表演的信念感的？
姚晨：我拍戏其实不多。从业20年，主演的电视剧只有8部，电影也不多，可能对很多人来说8年20部才是正常的。我可以给你们数，《武林外传》《潜伏》《都挺好》《摇滚狂花》，就这些。
毒眸：总觉得你拍了很多。
姚晨：因为这些戏你都知道。也有人说觉得我很会选戏，其实就是因为我拍得少，我都是根据自己这段时间的变化，去选择我的下一个角色。
自我怀疑的时刻就会在我等待和变化的过程中出现。你拍了一部戏，成功了，所有人都会希望你赶紧接下一部，你应该赶紧开始，不要老等着。我到现在还是会听到这样的话。即便你的这一部戏已经让别人看到了你的另一种可能性，但大家还是会希望你不要等待，不能闲着啊。
但是现在这种声音已经不太能影响到我了。现在更多的质疑是，我还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？我还会变化吗？未知常常是让人兴奋的，至少让我兴奋，但我也还是会有恐惧。这种状态一直矛盾地存在在我的生命中。
我也知道要不停地创作，但是又觉得适合的角色好像也不是时时刻刻都能够出现在我身边的，我至今都没有办法一部接一部、一部接一部地去拍戏。
毒眸：一部戏成功之后，很多人都会催着你迅速进入到下一部。好像如果没有很快的话，就是一种躺平的状态。在面对周遭的这些声音的时候，怎么才能保持内心的稳定呢？
姚晨：我觉得就是听从自己内心，这个话很俗气，但确实是这样，你要听到你自己内心的那个声音，那个很重要。所有违背直觉而做的事情，最终都会让自己后悔。
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说要做诚实的小孩儿，当我做演员以后，我发现诚实真的是无比重要的，甚至是最关键的。因为人是动物界里最善于自欺的一种动物，为什么有人要去看心理医生？人老觉得肩膀疼，颈椎疼，有时候可能是情绪出问题了。
现代人的最经常出的问题就是我们过度用脑，却不用心。聪明人真的满地都是，但其实谁比谁更聪明呢？无非就是谁反应快一点，谁慢一点而已。但是用心做事的人却很少，大家已经不习惯用心了。
戛纳的雨声
毒眸：从产业媒体的角度来看，吴天明基金会这次做的中国青年影人推广的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，那么从你的角度来说，在青年影人走向国际的过程中，你希望自己做什么？
姚晨：我觉得基金会做的这件事情确实是对电影的一个善举。因为疫情这三年，大家都太久没有走出来了，虽然我们还是能通过互联网去了解世界，但是我们没有真正地坐下来，和其他国家的电影从业者一起，面对面地交流。这种交流是很珍贵的，因为它有情感的流动，也有情绪上的碰撞。
这次带着几部不同风格的电影来到这里，也是希望能让大家更了解中国的青年影人。因为不了解的时候，大家一定会互相猜想，但其实我们也一直在变化，在往前走。这是一个能够加深彼此了解的过程，有了解才会有理解。
毒眸：《脐带》在戛纳展映，也收获了不错的反馈。这次来到戛纳的感受如何？
姚晨：其实我们最早决定拍摄《脐带》这部电影的时候，还没有意识到疫情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这么大的影响。后来疫情把我们分隔在不同的地方，出现了很多让人看不到未来的变化。当时其实很恐惧，也很迷茫，甚至中间也有过放弃这个项目的打算，不知道做这个有什么意义。
再后来我们看到，在疫情期间，周遭的很多人都有类似的感受，那个时候突然意识到，这部电影有拍摄的价值，或许它能够抚慰更多心灵，所以我们就还是继续推动这个项目。
拍摄的时候，我们站在大草原上，那里的风，那里的云，那里的月亮，那里的湖水……大自然给了我们力量。当时我们几乎是要什么天气有什么天气，如有神助。我们没有一个特效镜头，全是真实拍摄的场面，这些力量又会反过来让我意识到生命的渺小。
后来我们也看到很多观众看过电影的反馈，很质朴。在电影院大哭一场，但出来之后心里是温暖的，很治愈，也释放了压抑许久的情绪；同样，我们也在用创作来抵御现实的一些不可抗力，我们也想让我们的心不要被痛苦和麻木毁掉，不要就此沉沦下去。
这些东西都涵盖在《脐带》这部电影里。这次来到戛纳的很多影片也是这样，都承载着这些年轻的创作者们在这几年对这个世界的感知和想象，所以我们必须得走出来，到这个电影的圣地上来，跟这些能够同频的人交流。
毒眸：如果很久之后再回忆，这次的戛纳之旅给你留下的一个场景会是什么？
姚晨：我第一天到了之后，昏睡了七个小时，醒来是这里的凌晨两点多，其他人都还在睡，我一个人醒了。我坐在我们租的小公寓的沙发上，我们住的是阁楼，屋顶是斜角的，雨噼里啪啦地打在屋顶上，打在窗户上。
我很久没有听过这么绵密的雨声了，觉得好美妙啊。那一刻我希望他们都不要醒来，就让我一个人好好享受这一刻吧。那种幸福感太值得珍藏了，因为我很久没有体验到这么安宁的时刻了。小时候福建经常会有这么绵延的雨，不停地打在窗户上，在北方很难会听得到那种雨声。
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刻很像我们走进电影院。当你走进一个你喜欢的梦境里的那一刻，你是有安全感的，那个感受很私密，是任何人都无法共享的。
